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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如安:重构宁波文化知识谱系

标签:文化 老师 宁波 研究 文献  日期:2015-11-23 09:19
宁波文学,为什么要有河界,想撰写一部,蔡老师犹豫了一会儿,却需要几十年,在主攻唐宋文学,他冒雪赶往市图书馆,小心翼翼地走到图书馆,在图书馆,张如安还发现了早期宁波帮代表人物严

张如安生活照

张如安在奉化山中考察

张如安部分著作

他出生在一个封闭的海岛。少时家境贫寒,酷爱读书的他到处借阅、摘抄书籍。上大学时,一门《工具书》选修课,使他掌握了日后研究的“钥匙”。踏上工作岗位后,他迈出了学术研究的第一步———撰写《中国象棋史》;此后,他在宋元诗文文献的考订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最后,他力图对浙东文化进行全景式的研究。宁波文学、越窑青瓷、中医、饮食、茶道、宁波帮人物、四明内家拳……研究涉及面如此之广。他穿梭于各类文献中,融汇古今,剖析宁波文化景观内在的奥秘。

他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为了考证常进行实地考察,不辞辛劳。在书籍中和古人对话,将历史和现实接通,将自己的发现传递给众人,这是他追求的人生价值。

他就是著名的宁波历史文化研究专家、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张如安。

杂而有味 厚积薄发

张如安的学术兴趣,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杂”。他是从事中文教学的,但是,他最早涉足的研究却是体育史,两部著作《中国象棋史》、《中国围棋史》曾轰动一时。2001年,他曾应邀担任北京首届国际棋文化博览会中国象棋史部分的撰稿任务。随后,他又编著《宁波中医药文化史》、《宁波历代饮食诗歌选注》。他对四明内家拳名家张松溪生平的考证,为沉寂了数百年的四明内家拳再度浮出水面提供了文献佐证,引起世人瞩目。

这一切,跟他的童年、少年经历有关。

张如安是一个苦孩子,六岁时,母亲病故,父亲一个人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父亲白天在外干活,晚上回来,在灯光下偶然和友人下起象棋,这是他最轻松惬意的一刻,也是张如安童年最为温馨的记忆。他看着,看着,就想:象棋是怎么发明的?为什么要有河界?他自己也迷上了象棋。买不起象棋,就自己画棋盘,捡来海边的卵石,贴上写了字的小纸片,将就着下。18岁那年,父亲去世了,留给他的是无尽的思念,还有那童年时代刻骨铭心的记忆。大学毕业后,看到李松福的《象棋史话》,他爱不释手。接着,他又订阅了《象棋报》,并尝试着为《象棋报》撰稿。后来,他对象棋书谱《金鹏十八变》进行了考证,认为它是中国最早的定型象棋谱,开创了象棋史上的斗炮时代,并撰写成论文,顿时,引起棋界关注。他觉得不过瘾,想撰写一部《中国象棋史》。但是,当时在宁波师范学院(后并入宁大)中文系任教的他,不是没有顾虑,这样做,是否有“不务正业”之嫌?一天,他碰到蔡国黄老师,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蔡老师问他最近忙什么,他如实以告。没想到,蔡老师不但没有劝阻,还鼓励他写。后来,书将成稿,因为看不到完整版的《金瓶梅》(小说中有写到体育娱乐的,遗漏了将是一种遗憾),他一筹莫展。听说蔡国黄老师购买了新版的《金瓶梅》,他鼓起勇气去借。蔡老师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借给了他。他很快完成了文稿,在蔡老师的积极推荐下,此书终于在团结出版社出版。之后他又出版了《中国围棋史》。

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学术积累的体育史领域,这两本书的问世,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美籍华人李祥甫在《THE GE-NEALOGY OF  CHESS》中引用了他的成果;研究中国博弈史的韩国学者金达洙,特地飞到宁波来找他。在宁波大学,金用生硬的汉语与他交流,金所持的《中国象棋史》、《中国围棋史》两书上面,有着密密麻麻的中文批注。看到这些,张如安特别感动,此刻他才真正感受到了自己研究的价值。中南大学教授何云波在《棋行天下》这部著作中曾评价道:“从学术的角度说,张如安独撰的《中国围棋史》,应该是最扎实、最有价值的一部围棋史著作……作者的古典文学、文献功底,使他在棋史资料的搜集、辩证、诠释上,在对古典文化、艺术的体味理解上,均有过人之处。”

张如安的父亲是位农民,为了谋求生存,学会的技艺很“杂”。除了务农,还会自己做渔具,同时又会木工、铜艺。张如安家拥有村中唯一的一条弹涂船,他曾看到父亲在灯光下制作勾取弹涂鱼的鱼钩,然后系上长长的绳子。有时候,父亲带他下海涂,那是他最快乐的时候,捡螺捉虾,寻找形形色色的贝壳。对父亲捕捞上来的海鲜,他喜欢刨根问底,小小的心总是在思考:土话是这么称呼的,写到纸上是哪几个字呢?那时候,食物以粗粮居多,吃饱已属不易,因此,对饮食他就特别敏感,特别留心。大学时代,他抄录了不少宁波的饮食诗歌,觉得这些诗歌很接地气,后来一直悄悄地搜集宁波古代的饮食资料。工作后,出去考察,他特别留意观察和品尝当地的特产。有一次在温岭授课,晚上吃饭时,学员点了一道菜,名曰“沙蒜”。他立马想到宁波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学界将其解释为刺参,但他没有亲眼看见过,于是执意进入厨房,观察活物。回家后又翻阅了海洋生物图谱,才发现沙蒜原来不是刺参,而是海葵。他还常常出入宁波大学的菜园,观察植物的生长。2014年,他编纂的《宁波历代饮食诗歌选注》面世。谈到编纂的初衷,他说“我最喜欢有‘滋味’的东西,私下认为有‘滋味’的东西有两类,一类是以食物为代表的,可以滋养身体;一类是以文化为代表的,可以滋养心灵。前者是生理的享受,后者是更为高级的精神享受,但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因为当食物有了‘滋味’之后,不仅满足了生理上的口腹之欲,更能够愉悦身心,带来心灵上的享受。这个有‘滋味’的食物,就可能会上升到文化的层面。所以,有‘滋味’的食物是可以将生理和精神完全打通的。我品味宁波的食物,也是在品味宁波食物的文化蕴涵。我是将有‘滋味’的宁波食物,看成是宁波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书中,主食小吃、蔬菜瓜果、海产河鲜、酒水茶点,应有尽有。

张如安的学术研究很“杂”,但是,研究跟历代文献相关,跟文学作品牵连,他的研究不是枯燥晦涩的,而是充满了趣味。每一部著作,从撰写到出版,或许只是短短的几年,但知识的积累,却需要几十年。

立足文献实地考察

少年张如安嗜书如命。家中没有书,他就想方设法向老师和同学借,什么书都看,就是报纸,也视若珍宝。遇到好的段落就抄,这样养成了看各种杂书的习惯。初中时,他对古文产生了兴趣,节衣缩食,购得薄薄的几册活页书。遇到看不懂的,就一遍遍看注解,或求教老师,就这样在中学阶段接触了很多古文。进入大学以后,被浙师大浓郁的学术气氛感染,他开始转向学术研究领域。他读到徐季子、郑学溥、袁元龙先生写的《宁波史话》的小册子,一下子被家乡的文化景观给吸引了。课余时间,大部分在图书馆度过,他一部部读着宁波历代文人、学者的书,仿佛与先贤对话,非常愉悦。他还将《四明丛书》翻了一遍,摘抄了大量的古籍资料。如吴文英的《梦窗甲乙丙丁稿》、陈允平的《日湖渔唱》、汤式的《笔花集》、张可久的散曲,他全部抄了下来。在主攻唐宋文学、版本文献学的陈耀东老师的指导下,他尝试为虞世南的诗、吴文英的词作注,这为以后对浙东文史的探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还选修了常元敬老师开设的《工具书》课,这为他日后迈入学术殿堂打开了门径。

工作后,在宋元诗文文献的考订之余,他致力于对宁波地方文献的普查工作。因为扎实的功底,2004年,他担任了《宁波通史》的副主编。在宁波文化研究方面,他著述颇丰,主要有《浙东文史论丛》、《汉宋宁波文学史》、《元代宁波文学史》、《北宋宁波文化史》、《南宋宁波文化史》、《宁波中医药文化史》、《鄞县望族》、《清初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宁波历代饮食诗歌选注》等。应宁波市文联之邀,他还为宁波古代文学编写了一个文选系列,即《宁波历代文选》之散文卷、诗词卷和戏曲卷。

张如安的生活简单、纯粹,除了上课之外,大部分时间不是泡在图书馆查找资料,就是宅在家中写作,平均每天至少写千字以上。他非常怀念在宁波师院的那段时光,彼时年轻,精力充沛,且住在校内,有充足的时间查阅图书。古籍室的俞信芳老师曾经指着角落中的一个座位,戏谑道:“这是‘张氏专座’。”后来,他不断往来于宁波各大图书馆、档案馆之间,查阅需要的资料。他还记得,2008年2月2日下午,因为文稿中还有一些文献未能参阅,如果放一放,就要等到春节之后,心中颇为不安。于是,他冒雪赶往市图书馆。从中山公园穿行至呼童街,一路上雪花飞舞,路滑难行,混合着泥浆的雪水渗入皮鞋中,顿感脚冷如冰。他步步留神,小心翼翼地走到图书馆。在图书馆,他顺利地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又有一次,从市图书馆查阅资料回来,步行至中山公园,因为天下雨,背着包,打着伞,视线不好,一辆疾驰的电动车擦肩而过,他小腿上的一块皮被飞速削去,火辣辣得疼……

在研究四明内家拳的过程中,他和掌门夏宝峰成了好朋友。夏宝峰经常劝他不要沉湎于书斋,应出去走走,进行实地考察。他深以为然,于是,对浙东各地进行实地考察。他多次爬上四明山的四窗岩,将传说和史料一一对证。也曾多次进入奉化的剡源,到清凉山考察传说中的王次翁墓葬。桃花盛开的季节,他深入山区腹地,置身于烂漫的桃花丛中,他想起了元代袁桷为奉化唐奥山陈氏所作的《隐居图赋》:“晴原涨春,千桃烂云。飞英满溪,织流成文。”多么唯美的场景,令人心醉的诗韵!他突然感到,奉化在元代就是一个桃花盛开的地方。现实和历史就这么接通了!为了编纂《灵峰寺志》,他也多次往灵峰山寻幽探古,感受灵峰寺独特的魅力。

取精用弘 注重原创

张如安运用的文献,很多是第一次被发掘、被运用。有学者说他运用了很多冷僻的文献,他自己也承认。

他喜欢对宁波进行“知识考古”,为此,搜罗了大量的地方文献,有的甚至是秘本孤本。他徜徉在文献之中,不断地整理、爬梳,期望走出一条自身的路。他不喜欢凑热闹,跟潮流,而喜欢独自开垦不被人关注的荒原。他的研究扎根于文献之中,对文献的大量新挖掘,也为他的作品带来了新意。研究成果公布之后,有的被广为引用。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发掘和研究了四明内家拳的文献,对后来四明内家拳的再兴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持。因为四明内家拳,他还上了央视荧屏。在《中国象棋史》中,他最早提出了“四明弈派”的概念,得到学界的认可,为此,伍胜强编著了《中国象棋“四明弈派”研究》一书,进一步将“四明弈派”的概念发扬光大,并说:“以吴梅圣为代表的‘四明弈派’的提炼也归功于张如安老师。”又说:“‘四明弈派’经张如安教授首次提出并略作介绍之后,‘四明弈派’及张教授本人均引起象棋界广泛的兴趣……‘四明弈派’、张观云、徐葆康等字眼已刻入象棋爱好者的脑海中。”

张如安还发现了早期宁波帮代表人物严信厚的一部佚著,将其定名为《庚寅文稿》,并撰文予以介绍。他率先提出元末四明山农夫石明三(石孝子)杀虎的壮举,与《水浒》中李逵沂岭杀虎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因此,石孝子杀虎当为李逵沂岭杀虎的原型,此说已被广泛引用。他最早撰文介绍清代酿酒专家杨万树的酿酒专著《六必酒经》,引起了宁海朋友的兴趣。2009年,他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根据《探源录》中记载的桂氏《家训》,提出《三字经》成书于南宋中期,这一说多家报刊予以报道,一时引起广泛关注。他还接受市中医院的委托,编成《宁波中医药文化史》一书,第一次系统地勾勒和爬梳了宁波古代中医药的历史,为区域医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前驱性成果。此书与龚烈沸《宁波中医药文化志》同时发行,时任宁波市副市长的成岳冲评价说:“两书的编著出版,既是宁波卫生界的一件大事,又是宁波文化界与宁波卫生界携手合作的一项重要成果。”张如安撰写的《南宋宁波文化史》,洋洋百余万言,新见迭出。宁波大学李亮伟教授以“思开九畹树香兰”为题撰文评价说:“著者的许多发现、观点,使人耳目一新……在时下宁波文化研究丛林中,可谓冠时独步。”宁波文化有开掘不尽的宝藏,他这么做,就是为了重构宁波文化知识谱系。

在教学上,也是如此。他希望另辟蹊径,开风气之先。联想到自己小时候经常背诵古诗文,但总是遗忘得很快,因此,他想找到一种有助于记忆的方法。有一次,他在太平街上买菜,听到有人唱歌似地算账,感到十分新奇,也若有所悟———音韵、节奏绝对有助于记忆。上大学后,第一次听到老师在课堂上吟诵宋词,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张如安从此就喜欢上了吟诵,偷着学了一些。他私下认定吟诵是一个好办法,能十分有效地帮助记忆和理解作品。在高校从教后,他大胆地将传统吟诵引入课堂,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有一次,在暮色苍茫的校园中步行,边走边轻轻吟诵,谁知前面的女生忽然回过头来说,“听到了吟诵声,那一定是张老师。”这几年,他连续对浙江省中小学教师进行吟诵培训,为传统吟诵进入中小学课堂尽力。

张如安做着自己想做的事,翻检古籍、夙兴夜寐,日复一日而乐在其中。他自信,他所做的一切有独特的价值。他有着根深蒂固的“开荒”意识,他总是瞄准学术上一些无人涉足的领域,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究。他说,这种“拓荒”,这种对宁波文化知识谱系的重构,是为后来者“精耕细作,精心培植”奠定基础。

赵淑萍/文 应佩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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